“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出自中國著名儒家典籍《孟子》。用現(xiàn)代語言表達原文的意思是：舜在田間種地被任用；傅說從筑墻工作中被舉用；膠鬲從販賣魚鹽的工作中被舉薦；管夷吾從獄官手里獲釋，被錄用為相；孫叔敖隱居濱海被舉用；百里奚從奴隸市場被贖回并被任用。所以，上天將要給這樣的人下達重大的使命時，一定要先使他的內(nèi)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經(jīng)受饑餓之苦，使他受到貧困之苦，使他做事不順，用這些方法使他的內(nèi)心驚動，使他的性格堅強起來，增加他原本沒有的才能。常常犯錯誤，之后才會改正；心意困惑，思慮堵塞，然后才能奮發(fā)；憔悴枯槁表現(xiàn)在臉上，吟詠嘆息之氣發(fā)于聲音，人們才了解他。國內(nèi)如果沒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輔佐君主的賢士，國外如果沒有與之相抗衡的國家和敵國的侵擾，這樣的國家常常會滅亡。然后才知道，憂患使人得以生存，安逸享樂導致死亡。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個成語包含著深刻哲理，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人生不是康莊大道，總是會遇到種種艱難曲折，要在不斷經(jīng)歷失敗和挫折，不斷克服困難的奮斗中前進。正是這樣的人生智慧，指引人們把困難和逆境看作激勵自己奮進的動力，自覺地在困難和逆境中磨煉自己，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地去爭取勝利，養(yǎng)成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自強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國歷史，處處滲透著這種精神。

這個成語涉及到人生目標與路徑問題，但這個成語誤導了普通人的人生目標。人生應(yīng)該生于快樂、幸福而不是生于憂患。生命過程中可以有憂患，但憂患不應(yīng)該充塞整個生命的過程，它只能是生命過程中的一個意外與偶然。生命中存在憂患，但不應(yīng)該生于憂患，而應(yīng)該生于快樂。

雖然這個成語說明生存的壓力有利于生命才成長，憂患作為壓力可以轉(zhuǎn)化為動力，但壓力不能超過閾值，生命就是抗壓嗎？壓力太大人是無法承受的。壓力太大生命就失去意義。

比如知青一代的苦難，在未滿二十歲就被過早地驅(qū)入四野，經(jīng)歷農(nóng)村生活的艱辛。在鄧小平啟動的改革年代里，這一代的許多人在四十多歲時就被迫下崗，人在中年便過早地退出事業(yè)發(fā)展的舞臺，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艱難。他們不能不說不生于憂患，但他們并沒有成就自我。雖然苦難，知青一代依然以爬雪山過草地的紅軍、民族大義的文天祥為榜樣。知青一代充滿著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還有一些傳統(tǒng)的忠孝仁義。充滿憂患意識，自己在苦難中依然要解放世界上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三分之二的人民，雖然，他們有生于憂患之意識，但并沒有解放誰，直至40歲左右下崗后，他們成了褓姆、攤販、鐘點工、飯店服務(wù)員，荒唐時代惡果的承擔者與改革開放的失敗者。

再如，80后的年輕人，生下來為考大學而憂患，為大學畢業(yè)找工作而憂患，為工作后成家、買房、生育孩子而憂患，這種整個生命中都在憂患中，這種生命有意義嗎？所以，不應(yīng)是生于憂患，而應(yīng)是生于快樂；不是憂患的人生，而是快樂的人生、幸福的人生、積極的人生。

當然，也有人說，知青一代出了領(lǐng)袖、政治家、企業(yè)家與知名學者，但這些成就者與苦難的知青一代相比也是一個很小的比率。十年浩劫，大學停招，大約2000萬知青失去上大學的機會，1977-1978年招生制度改革后幸運上大學的不過50-60萬，大約0.3%。其實，憂患生存與安逸享樂是生存的兩種極端狀態(tài)，也是人群中的少數(shù)，是正態(tài)分布中的“3σ壞蛋”。天之降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普通社會公民、普通老百姓沒有必要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政府要成為人民幸福的扶持之手，而不應(yīng)該要求人民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生于憂患。生于憂患是政府的事，是領(lǐng)導的事。政府領(lǐng)導主要是不要死于安樂。蕓蕓眾生不應(yīng)該生存憂患，當然也不要安逸而亡。正態(tài)分布中的99.99不是生于憂患，而是都應(yīng)該以追求幸福與快樂。

其實，生命的最大意義是快樂。至少對人類中的999.99%來說是快樂。或許有那萬分之一，或者十萬分之一的杰出人才學孔子受困厄作《春秋》，學屈原、左丘明、孫子都沒有機會。這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文明的社會、程序化的社會，擁擠的社會、壓力山大的社會，一個病態(tài)的社會。這個病態(tài)的社會，首先追求的不應(yīng)該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而應(yīng)該是積極人生、快樂人生與幽默人生。

不是生于憂患，而是生而積極，積極的心理。這就要簡要介紹積極心理學。積極心理學是美國心理學界正在興起的一個新的研究領(lǐng)域，愈來愈多的心理學家開始涉足此領(lǐng)域的研究，矛頭直指向過去近一個世紀中占主導地位的消極心理學模式。專家指出，從1887年到2000年心理學學術(shù)研究幾乎是消極研究而不是積極心理研究。

積極心理學有三大任務(wù)：診斷并解決心理問題；讓普通人更快樂、更幸福；讓天才更天才，普通人更聰慧，幫助人們發(fā)揮潛能。積極心理學提倡用主動、樂觀、開放、欣賞的心態(tài)看待事物，是著力研究普通人的幸福、發(fā)展、快樂的科學。主要體現(xiàn)在三方面：一是從主觀層面研究人的積極心理體驗。強調(diào)人要滿意地對待過去，幸福地感受現(xiàn)在，樂觀地面對未來。二是從個體層面研究積極的特質(zhì)。如培養(yǎng)積極的人格特質(zhì)，增強積極的情感體驗。三是從群體層面研究積極的社會組織系統(tǒng)。如公民美德的培養(yǎng)、社會責任感、利他主義、職業(yè)道德等等。

    積極心理學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就是對快樂的研究。樂觀按人類學家林耐·泰格的定義：一種情緒或態(tài)度,與對未來的社會或物質(zhì)生活的期望相關(guān)—一種對自己有益或者能帶給自己愉悅的社會期望的評價。所以，不應(yīng)該是生于憂患，而應(yīng)該是生于樂觀。因為樂觀可以是，你對生命的目標更堅持；能獲得更多的資源；生命的滿意度更高。

    生于歡樂的人生也是幽默人生。幽默是充滿智慧的，是一種魅力的表現(xiàn)。在有些時候，幽默是緩和氣氛的良藥，是加強親和力的良方，是一種說明問題的有效方式。查理·卓別林說，通過幽默，我們看到哪些似乎是理性的，哪些似乎是愚蠢的；哪些似乎是重要的，哪些似乎是無足輕的。它能增強我們的的生存感，讓我們的心智保持健全。智力愈發(fā)達，戲劇就愈成功，未開化的人很少有幽默感。

林語堂說過，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去虛偽，生活必日取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干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

弗洛伊德說過：笑能給予我們精神快感，它把一個充滿能量和緊張度的有意識過程轉(zhuǎn)化為一個輕松的無意識過程。弗洛伊德不僅為我們揭示了幽默所能起到的作用——產(chǎn)生快感，也說明了幽默產(chǎn)生的心理機制——即從緊張到輕松的心理能量集中和釋放的過程。

當今社會，金融危機，生存不易，工作壓力都很大；然而，人總是要學習用幽默心、浪漫情，來紓解自己的情緒壓力，才會有快樂、豁達的人生！所謂，萬法唯心，境隨心轉(zhuǎn)，幽默是一種能量、也是一種浪漫，也是快樂之源。

或許人們會反駁，佛教也是說生而苦難。其實，世界上的一切宗教，都是對人生憂患和現(xiàn)實苦難的回應(yīng)，都力圖通過對憂患和苦難原因的究極，通過對人生和社會本象的把握，來為被焦慮所煎熬的眾生指點迷津，提供一條通往極樂世界的途徑。我認為，佛教等古代產(chǎn)生的宗教對人生苦難的看法主要來自人類對早期生存環(huán)境的惡劣無奈的反映。在遠古時代，在你我基因的深處，銘刻的是人類的祖先在遠古對洪水、饑餓、短命、毒蛇的記憶。這些記憶進化為人類的情緒，則是人類三大怪物：抑郁、焦慮、恐懼。這三大情緒怪物跨越遠古至今，我們的祖先無法克服這些心靈的困惑，只能借助宗教來解脫自己。正如馬克思所說，宗教是人民精神的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