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創(chuàng)始人宗慶后去世引發(fā)的農夫山泉網絡之暴，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了，農夫山泉也注銷了，現(xiàn)在再寫有關農夫山泉遭遇網暴的話題似乎已經過時，但細思下去，真有李白《行路難》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之心態(tài)。雖有如此之心態(tài)，但我們依然以尋找終極解釋的科學態(tài)度[1]，探究宗慶后先生去世之翅，是如何導致農夫山泉所遭受的網絡之暴，即指網絡風暴，也指網絡之暴。
宗慶后作為娃哈哈集團的創(chuàng)始人和領導者，他憑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將一個小小的校辦飲料廠發(fā)展成為中國最大的食品飲料企業(yè)之一，確實是中國飲料行業(yè)的傳奇人物；當然，他也是一位具有濃厚愛國主義情懷的企業(yè)家，他的去世，理應受到世人的尊重。宗慶后去世后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風不止”指的是農夫山泉因宗慶后去世而慘遭網絡之暴。現(xiàn)在不少專家認為，農夫山泉慘遭網絡之暴，或許是一些自媒體為獲取流量，發(fā)布真真假假的信息；或許，中國的輿論環(huán)境對民企的偏見；或許是同類產品市場競爭的相互詆毀；但我以為，這些解釋是近端解釋而不是終極解釋。摩西·霍夫曼和埃雷茲·約耶里在合著的《隱藏的博弈》[2]一書中區(qū)別了近端解釋與終極解釋。兩位作者認為，對為什么印度菜的香料味很重問題的回答，近端解釋是，印度人就愛吃這種口味，而終極解釋是，香料能抑制和殺死那些會讓食物變質的細菌，這在氣候炎熱的地區(qū)很有用。再如，在斐濟這個地方，女性在懷孕和哺乳期間，要嚴格遵守一些飲食禁忌，不吃某些特定的魚類，比如鯊魚、梭魚和海鱔，但她們平常會吃。對于這件事，如果你去問一位女性為什么，她很可能會說，是我媽媽囑咐我的，但生物學家不滿足于這一層，他們要找到終極解釋，那就是，那些魚里面含有危險的雪卡毒素，過多的雪卡毒素會讓人生病，而女性在懷孕和哺乳期間更容易受到毒素的影響，毒素還會傷害到孩子。雖然，近端解釋有時會很管用，或者能解決一部分問題，但這絕對不是結束。經濟學教授同樣需要找到終極解釋。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找到宗慶后去世之翅是怎樣導致農夫山泉遭受網絡之暴的終極解釋。本文從三個為什么展開：一是為什么娃哈哈與農夫山泉的市場之爭轉變成國民之爭；二是為什么娃哈哈與農夫山泉產品之爭會轉變成愛國賣國之爭；三是為什么宗慶后去世之翅，會導致農夫山泉遭受網絡之暴?
一、為什么娃哈哈與農夫山泉的市場之爭轉變成國民之爭
娃哈哈與農夫山泉市場之爭，轉化為國企民企之爭，是農夫山泉遭受網絡之暴的第一個主要因素。我們說娃哈哈與農夫山泉兩個企業(yè)之爭本質上是國企與民企之爭。雖然，許多人認為，娃哈哈也是民企，宗慶后是娃哈哈的創(chuàng)始人。宗慶后是娃哈哈的創(chuàng)始人這個不假，但并不代表娃哈哈是民企。我們通過企查查，看看娃哈哈的股權結構。娃哈哈的股權由三部分組成：一是上城文商旅控股公司持有46%的股權，是第一大股東；二是宗慶后持有29.4%股權，是第二大股東；三是員工持股平臺持有剩余24.6%的股權。此外，根據企查查，可知杭州上城區(qū)文商旅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就是杭州上城區(qū)國有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人們認為，國有股份沒有超過50%，就是民企。網絡上的主流聲音，也是說娃哈哈是民企。但我們還是以國家文件為依據說事。根據國資委與財政部令第32號《企業(yè)國有資產交易監(jiān)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四）款規(guī)定：政府部門、機構、事業(yè)單位、單一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直接或間接持股比例未超過50%，但為第一大股東，并且通過股東協(xié)議、公司章程、董事會決議或者其他協(xié)議安排能夠對其實際支配的企業(yè)。[3]娃哈哈其實就是國有相對控股企業(yè)，是由企業(yè)家操盤的國有相對控股企業(yè)。我們再看農夫山泉。根據企查查與天眼查，農夫山泉有八位股東，其中，養(yǎng)生堂有限公司持有66.82%股權，是第一大股東；鐘睒睒持有17.15%股權，是第二大股東。在養(yǎng)生堂公司股權結構中，鐘睒睒持有98.38%股權。按這樣算，鐘睒睒至少持有農夫山泉82.89%的股權，這還不包括相關利益者持股。至于，網絡上有鐘睒睒持有農夫山泉84%股權之說，因沒有具體的數據，本文就采用自己測算的82.89%股權數據。可見，娃哈哈是國有相對控股企業(yè)；而農夫山泉是典型的民營企業(yè)，娃哈哈與農夫山泉之爭，在中國的輿論環(huán)境中，自然就由市場之爭轉化為國民之爭了。國民之爭，受傷害的是民企是不言而喻的，其實，農夫山泉也不是孤例。在萬科寶能之爭中，盡管民企寶能系一度成為萬科的第一大股東，但最終并未能完全控制萬科；原因之一就是，作為萬科的東家——央企華潤，在寶能系舉牌萬科的過程中，通過增持萬科股票，奪回了第一大股東的地位；隨后，寶能系及老板姚振華以后的日子就很不好過了。
二、為什么娃哈哈與農夫山泉產品之爭會轉化為愛國賣國之爭
娃哈哈與農夫山泉產品之爭，轉化成愛國賣國之爭，是農夫山泉遭受網絡之暴的第二個主要因素。娃哈哈創(chuàng)始人宗慶后去世引發(fā)農夫山泉的網絡暴力，轉換成愛國賣國之爭，其實有歷史淵源。早在2007年，宗慶后高舉娃哈哈民族品牌大旗幟，把娃哈哈與達能品牌之爭轉化為一場愛國賣國之爭。維護娃哈哈的品牌就是愛國，捍衛(wèi)娃哈哈品牌，就是維護民族品牌與民族尊嚴；其實，娃哈哈與達能股權之爭不過是商業(yè)競爭，不過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品牌與跨國公司之間的博弈，這既有競爭，也有合作，根本不涉及愛國賣國。如果以本土企業(yè)與外企的競爭，維護本土企業(yè)及品牌就是愛國，那比亞迪、騰訊等企業(yè)都是賣國企業(yè)。比亞迪第一大股東是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騰訊第一大股東是南非報業(yè)集團[4]。還有京東、阿里、美團、拼多多等企業(yè)都不是中國的企業(yè)，也不是中國的品牌，然道也都是賣國嗎？把娃哈哈與農夫山泉之爭轉為愛國賣國之爭，導致農夫山泉品牌被過度解讀。認為農夫山泉產品包裝與推廣中有日本元素。作為常識，農夫山泉作為知名的礦泉水品牌，與Seven-Eleven便利店合作是一個雙贏戰(zhàn)略。農夫山泉不與Seven-Eleven這樣的便利店合作，怎樣才能把“有點甜”的農夫山泉賣出去呢。農夫山泉的決策者要與戰(zhàn)略合作方Seven-eleven實現(xiàn)雙贏戰(zhàn)略，比如要加入一些戰(zhàn)略合作方的因素，是增加競爭力與差別化的有效策略。其實，Seven-eleven，2005年前并不是日本公司，不幸的是2005年后成為日本公司，也成為這次愛國主義運動的受害者。此外，日本在茶文化、設計等領域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和影響力，農夫山泉希望通過借鑒這些元素來與這些文化價值產生關聯(lián)，從而吸引對日本文化感興趣的消費者群體。其實，日本在隋唐之前是不產茶，是隋唐時期日本僧人最澄在815年從中國帶回茶葉和種植茶樹的鐮倉技術才開始種植茶葉的；到宋代，日本僧人榮西記學習與借鑒了中國點茶飲法才形成日本的茶文化的；這樣看來，愛茶與喜愛茶文化更能體現(xiàn)愛我中華。近年來的風涌云起并偏執(zhí)瘋狂的愛國浪潮，也必將把網民的愛國主義情緒推向一個更偏執(zhí)、更瘋狂的愛國浪潮之中。似乎喝娃哈哈就是愛國，賣娃哈哈就是愛國；喝農夫山泉就是賣國，賣農夫山泉就是賣國。這是否是100多年的義和團愛國主義運動的回光返照，是否會再有一次“庚子賠款”。這就是作者對當前“義和團式”愛國浪潮必會導致民族災難的預判及引起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起因。回望歷史，我們看二個典型的案例，看這種瘋狂、偏執(zhí)的愛國浪潮是怎樣戕害國家、民族與國家精英的。第一個就是郭嵩燾，他可稱為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晚清，當大部分國人仍對外部世界持有一種封閉、保守、傲慢態(tài)度時，郭嵩燾已經意識到學習西方先進文明的重要性，指出清王朝的落后，絕不是“船堅炮利”的落后，絕不是“技不如人”的落后，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整體落后，“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遠遠不夠的。當時的國人，普遍認為清王朝的封建制度要比西方制度優(yōu)越，接納與學習西方文化就是對傳統(tǒng)的背叛。超越時代的郭嵩燾最終被國人罵為賣國賊，被朝廷所棄。第二個例子是曾國藩。我們知道，毛澤東與蔣介石對曾國藩有極高評價。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潛心研讀曾國藩的文集，并評論說：“余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蔣介石稱曾國藩為“國人精神之典范”，并將著名的《曾國藩家書》置于書案邊，隨時把玩閱讀。我們知道，天津教案起因是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國兒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民眾開始傳播“傳教士用人販子偷賣兒童，用兒童器官做藥材”，沖進教堂打死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yè)，燒毀了望海樓教堂，以及其他天主教相關機構，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暴亂。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既考慮當時民眾的情緒和利益，也考慮與西方各國的外交關系，即在與西方列強的交往中，保持開放和包容的態(tài)度，學習其先進文明和技術，堅守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和尊嚴。遺憾的是，民眾對于信息傳播和謠言的鑒別能力有限，結果曾國藩成為國民與朝廷眼中的賣國賊。可見在中國歷史上，理性處理對外關系，都有可能被認為是賣國主義，而封閉僵化反而被認為是愛國主義，這是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鄧小平說，我們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借用這句表達模式，中國當下，既要維護民族尊嚴，堅守愛國主義精神，也要打開國門，與世界發(fā)達國家的合作；但與世界發(fā)達合作是主要的，不能把合作看成是賣國，封閉看成是愛國。
三、為什么宗慶后去世之翅，會導致農夫山泉遭受網絡之暴
世界銀行發(fā)布《2022年營商環(huán)境報告》中，中國營商環(huán)境在全球排名升，從2013年第96位提升到2022年第31位，可見中國營商環(huán)境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但娃哈哈與農夫山泉的國企民企之爭、愛國賣國之爭及對農夫山泉的網絡之暴事件，可以看出，對農夫山泉的網絡之暴，本質是營商環(huán)境的惡化，是營商環(huán)境三大支柱的市場化、法治化與國際化受到沖擊。當下，內需不振、消費不足、消費降級，外貿斷崖式下滑，民間投資負增長，民間投資缺乏信心，房地產爆雷是進一步佐證營商環(huán)境的惡化。或者說，我們營商環(huán)境的提升不是實質的提升，只是紙質的提升，是“偽提升”。首先，可以說，對農夫山泉的網暴，實質是對營商環(huán)境支柱之一的市場化之暴。如果說，市場化是營商環(huán)境的三大支柱之一，那么市場化的核心至少國企與民企能處于平等的地位，能確保各類國企民企在市場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能享有平等的進入各個行業(yè)的機會。歧視民企、國重民輕、國進民退，都是沒有遵守營商環(huán)境的市場化原則；更不說，以民營企業(yè)為主體才是市場化的本質。雖然，2023年國家出臺了《民營經濟31條》等諸多扶持民企的法律法規(guī)，司法部、國家發(fā)改委、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等部門已經共同組織召開立法座談會，并啟動了《民營經濟促進法》的起草工作，但實際情況并不看好。十多年來，民營企業(yè)家原罪論、民營企業(yè)退場論時時甚囂塵上，這次對農夫山泉的網暴實際上就是民營企業(yè)家原罪論、民營企業(yè)退場論的再版與翻版。如果從2000年的中國歷史摘取幾個片段看，歧視民企、國重民輕、國進民退的危害性有多大。王莽的“歧視民企、國重民輕、國進民退”，結果導致新朝短短十五年的滅亡。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就是歧視民企、國重民輕、國進民退的變法，僅僅42年，北宋滅亡。清朝末年的甲午戰(zhàn)敗，就是日本的民企打敗中國的國企。盛宣懷的鐵路國有化也是壓倒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共和國的“十年動亂”，就是國民經濟全面國有化之亂，結果導致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可見“歧視民企、國重民輕、國進民退”危害有多大，對營商環(huán)境的傷害有多深。其次，可以說，對農夫山泉的網暴，也是對營商環(huán)境支柱之二的法制化的網暴。我們知道，營商環(huán)境的市場化與法制化的兩大支柱中，市場化和法制化是兩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要素，它們之間的關系密切且相互影響。市場化旨在通過打破不合理的體制機制障礙，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法制化則是為市場化提供制度保障和規(guī)范引導的關鍵。要用法律的形式做出可信的承諾，保護民營企業(yè)家的財產權，因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是人類社會秩序的基石。修改《憲法》第六條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從這次農夫山泉網絡之暴中，可以看出法制化建設的滯后。一是由于中國網絡管理的“中國特色”，網民獲取信息的單渠道特征，多元化信息遭封殺，導致虛假信息疊加放大，自然產生網絡暴力與網絡風暴，農夫山泉慘遭網絡之暴就是生動案例；二是由于網絡空間的法律法規(guī)滯后，也是營商環(huán)境的法制化建設滯后，缺乏對網絡暴力的打擊力度和處罰力度，為制造和傳播不實信息或者負面言論者提供網絡之暴的空間。再次，可以說，對農夫山泉的網暴，也是對營商環(huán)境支柱之三的國際化的網暴。我們知道，國際化是營商環(huán)境的核心要素和終極導向。國際化發(fā)展導向，是強調營商環(huán)境的全球視野和跨境合作。這樣，可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前沿技術和頂尖人才；這樣才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而用愛國主義精神把企業(yè)封閉起來，必將失去國際資本、前沿技術、頂尖人才，必然導致在全球化競爭中處于劣勢。如果營商環(huán)境不能國際化，用耗散結構理論來解讀的話，那些披著愛國主義外衣的本土企業(yè)，如同處于封閉的、平衡態(tài)的系統(tǒng)，必將逐步僵化與死亡。[1]雖然希望找到終端解釋，估計在表達上也只能適可而止。[2]摩西·霍夫曼和埃雷茲·約耶里.隱藏的博弈[M].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3]《企業(yè)國有資產交易監(jiān)督管理辦法》（國資委 財政部令第32號）[4]南非報業(yè)集團（Naspers）是一家跨國傳媒集團，由南非公共投資公司控股，后者是其最大的股東。該公司成立于1915年，并于1994年9月在約翰內斯堡交易所上市。南非報業(yè)集團主要業(yè)務涵蓋互聯(lián)網、付費電視和相關技術，以及印刷媒體。其重點發(fā)展的領域包括社區(qū)、內容、商業(yè)、通信和游戲、出版、報紙和書籍印刷、發(fā)行以及雜志等。
